一、“职业放贷人”的合同效力
“职业放贷人”主要是指从事高息放贷的人,或是资金实力强但挂着投资担保公司的名头,向个人或企业从事民间放贷的单位。
“职业放贷人”的出现，往往伴随着高利贷、非法吸收或变相吸收他人资金或套取金融机构资金转贷、暴力收贷等违法犯罪行为，同时也是虚假诉讼、假证伪证等扰乱诉讼秩序行为高发领域，严重影响了司法公信力。
对此，2018年4月16日，公安部、银保监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银保监发〔2018〕10号），强调，“未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发放贷款业务的机构或以发放贷款为日常业务活动。”“民间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其合法收入的自有资金，禁止吸收或变相吸收他人资金用于借贷。”2018年8月1日，最高院亦发布《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法〔2018〕215号），针对通过“虚增债务”、“伪造证据”、“恶意制造违约”、“收取高额费用”等方式非法侵占财物的“套路贷”诈骗等新型犯罪进行严厉打击。
2017年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7）最高法民终647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人大连高金投资有限公司与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支行、被上诉人大连德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企业借贷纠纷一案），认为出借人通过向社会不特定的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经常性、反复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所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可见，目前人民法院对于“职业放贷人”的借贷合同关系是不予保护的！由此亦可推测，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职业放贷人”或许将成为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债务人的一项抗辩理由。届时，司法如何认定“职业放贷人”？
二、“职业放贷人”的认定标准
（一）2018年11月16日，浙江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税务局、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等单位达成共识，形成《关于依法严厉打击与民间借贷相关的刑事犯罪强化民间借贷协同治理的会议纪要》（浙高法【2018】192号），确定“职业放贷人”一般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 以连续三年收结案数为标准，同一或关联原告在同一基层法院民事诉讼中涉及20件以上民间借贷案件（含诉前调解，以下各项同），或者在同一中级法院及辖区各基层法院民事诉讼中涉及30件以上民间借贷案件的；
2. 在同一年度内，同一或关联原告在同一基层法院民事诉讼中涉及10件以上民间借贷案件，或者在同一中级法院及辖区各基层法院民事诉讼中涉及15件以上民间借贷案件的；
3. 在同一年度内，同一或关联原告在同一中级法院及辖区各基层法院涉及民间借贷案件5件以上且累计金额达100万元以上，或者涉及民间借贷案件3件以上且累计金额达1000万元以上的；
4. 符合下列条件两项以上，案件数达到第1、2项规定一半以上的，也可认定为职业放贷人：
（1）借条为统一格式的；
（2）被告抗辩原告并非实际出借人或者原告要求将本金、利息支付给第三人的；
（3）借款本金诉称以现金方式交付又无其他证据佐证的；
（4）交付本金时预扣借款利息或者被告实际支付的利息明显高于约定的利息的；
（5）原告本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或到庭应诉时对案件事实进行虚假陈述的。
（二）2018年8月6日，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建立疑似职业放贷人名录制度的实施意见》（日中法办【2018】17号），规定在全市法院建立疑似职业放贷人名录制度。疑似职业放贷人的标准可暂定为:
同一原告一年之内在本院起诉民间借贷案件5件以上（含本数，下同），或同一原告一年之内在不同法院合计起诉民间借贷案件10件以上；或近三年来在不同法院合计起诉15件以上。名录制定法院在审判中或通过其他途径可以确定的职业放贷人不受以上数据限制。符合上述条件的，均将纳入“疑似职业放贷人名录”。
三、“职业放贷人”与“套路贷”区别
1. 套路贷的定义
“职业放贷人”是指从事高息放贷的人，俗称“放高利贷”的个人，而“套路贷”一词并非一个法律术语，相关法规并无准确界定，依照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套路贷”犯罪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会议纪要》，“套路贷”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与被害人签订“虚假、阴阳借款合同”等明显对其不利的各类合同，通过“制造资金走账流水”“肆意认定违约”“转单平账”等方式“强立债权”“虚增债务”，进而向被害人索要“虚高借款”的行为。近年来，国家大力打击“套路贷”犯罪，将“套路贷”定性为诈骗犯罪。
2. 套路贷的表现形式
① 制造民间借贷假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往往以“小额贷款公司”“投资公司”“咨询公司”等名义对外宣传，吸引被害人借款，继而以“违约金”“保证金”“中介费”“行业规矩”等各种名目诱骗被害人签订“虚高借款合同”“阴阳合同”“空白合同”以及房屋抵押合同、房屋买卖委托书等明显不利于被害人的各类合同，制造民间借贷假象。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要求对前述合同办理公证手续，为之后的虚假诉讼准备证据。
② 制造资金走账流水。为了制造将全部借款交给被害人的假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将“虚高借款”金额转入被害人的银行账户，制造与借款合同一致的银行流水。实际上，被害人并未取得或者完全取得转入银行帐户内的前述钱款。
③ 单方造成违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往往以设置各种违约条款、制造违约陷阱、刻意躲避还款等方式，使被害人不能依照合同还款，造成被害人违约。
④ 恶意垒高借款金额。在被害人无力偿还“虚高借款”时，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本公司或者其指定的关联公司、关联人员为被害人偿还“虚高借款”，继而与被害人签订更高额的“虚高借款合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这种“转单平账”“以贷还贷”的方式不断垒高借款金额。
⑤ 软硬兼施，恶意讨债。在被害人无力偿还“虚高借款”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暴力、胁迫、“软暴力”、虚假诉讼等手段索取“债务”。
“套路贷”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形式，凡是符合以民间借贷为幌子，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本质特征的“房贷”“车贷”“手机贷”“校园贷”“裸贷”等，都应当认定为“套路贷”犯罪，依法予以打击。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套路贷已经构成犯罪，而高利贷仅仅是违反民事法律法规对于利息保护的上线从而不受法律保护。司法实务中套路贷往往以诈骗罪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同时涉及的罪名还包括非法拘禁罪、寻衅滋事罪等。
例如：（2018）浙0103刑初463号判决认为，被告人程琦结伙朱佩君、汪崇利、于龙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民间借贷为名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企图通过虚假诉讼方式骗取他人财物，既遂数额巨大，未遂部分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且系共同犯罪；被告人程琦、朱佩君、于龙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拘禁罪。
（2017）沪0115刑初4550号判决认为，被告人高某、许某某、孟某某、叶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隐瞒真相、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公民钱财，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应予支持。
（2017）沪0113刑初1232号判决认为根据傅某、郝某某、王某某等供述证实其均清楚介绍给范某某借款的资方唐彦，以资金走账方式“空放”贷款，继而再向范某某催讨虚假债务，唐彦亦承认其实际放贷给范某某仅有1.5万元，但让范某某书写了与银行走账对应的12万元借条，唐彦诱使借款人签下远高于实际借款金额的借条，后又以范某某未提供正确住址为由，编造违约的借口向范某某催讨虚假债务。另唐彦、应隽的供述印证，唐彦在明知12万元是虚构债务的情况下，又将该债权转让给应隽处“平帐”，通过银行再次走账15万元，将其中12万元由被害人取现后交给唐彦，另3万元交给应隽，并让范某某写下15万元的欠条，使得范某某的借款数额不断翻倍，应隽亦在明知唐彦虚构12万元借款的情况下予以“平帐”后向范某某催讨债务，上述被告人的供述及证人证言均与被害人的报案陈述相印证，可以认定上述二名被告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四、相关法律文件规定
（一）《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银保监发〔2018〕10号）规定：
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及《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法律规范，未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发放贷款业务的机构或以发放贷款为日常业务活动。
民间借贷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遵循自愿互助、诚实信用的原则。民间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其合法收入的自有资金，禁止吸收或变相吸收他人资金用于借贷。民间借贷发生纠纷，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处理。
严厉打击利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等非法集资资金发放民间贷款。严厉打击以故意伤害、非法拘禁、侮辱、恐吓、威胁、骚扰等非法手段催收贷款。严厉打击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再高利转贷。严厉打击面向在校学生非法发放贷款，发放无指定用途贷款，或以提供服务、销售商品为名，实际收取高额利息（费用）变相发放贷款行为。严禁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作为主要成员或实际控制人，开展有组织的民间借贷。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法〔2018〕215号）规定：
1､加大对借贷事实和证据的审查力度。“套路贷”诈骗等犯罪设局者具备知识型犯罪特征，善于通过虚增债权债务、制造银行流水痕迹、故意失联制造违约等方式，形成证据链条闭环，并借助民事诉讼程序实现非法目的。
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对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及银行流水等款项交付凭证进行审查外，还应结合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经济能力、财产变化情况、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因素综合判断借贷的真实情况。有违法犯罪等合理怀疑，代理人对案件事实无法说明的，应当传唤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有关案件事实接受询问。要适当加大调查取证力度，查明事实真相。
2､严格区分民间借贷行为与诈骗等犯罪行为。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要切实提高对“套路贷”诈骗等犯罪行为的警觉，加强对民间借贷行为与诈骗等犯罪行为的甄别，发现涉嫌违法犯罪线索、材料的，要及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依法处理。
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及违法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切实防范犯罪分子将非法行为合法化，利用民事判决堂而皇之侵占被害人财产。刑事判决认定出借人构成“套路贷”诈骗等犯罪的，人民法院对已按普通民间借贷纠纷作出的生效判决，应当及时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
3､依法严守法定利率红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依法确立了法定利率的司法红线，应当从严把握。人民法院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各种以“利息”“违约金”“服务费”“中介费”“保证金”“延期费”等突破或变相突破法定利率红线的，应当依法不予支持。对于“出借人主张系以现金方式支付大额贷款本金”“借款人抗辩所谓现金支付本金系出借人预先扣除的高额利息”的，要加强对出借人主张的现金支付款项来源、交付情况等证据的审查，依法认定借贷本金数额和高额利息扣收事实。发现交易平台、交易对手、交易模式等以“创新”为名行高利贷之实的，应当及时采取发送司法建议函等有效方式，坚决予以遏制。
